本报记者走进70后、80后、90后三个不同年龄段的

日期:2019-10-16编辑作者:mg4355.com

进城:为了生存和梦想今年40岁的刘福海来自江口县闵孝镇,结婚前在外省已经打工3年了。结婚后就留在家里务农种田,有了小孩后发现在家种田收入太少,没法让老婆、孩子过上好的生活,再出外省打工又照顾不了家庭,经过反复思量,刘福海决定来铜仁城区务工,把老婆孩子也接进城来,认为能比农村老家容易找钱,生活质量更好,孩子的教育条件优越。刘福海来铜仁已经11年了,最初只能租住在一间非常廉价的小房间,只能留下老婆、孩子在老家,能接老婆、孩子在城里定居下来成了他的奋斗目标。对初来乍到的刘福海来说,最要紧的事莫过于找份稳定工作。他当过搬运工、摆过地摊、贩过水果,换了无数份工作,最后专门从事房屋装修泥工工作。在城区打拼了7年后,刘福海才在城里贷款买房,终于将老婆、孩子接进城里。来自印江县合水乡的涂忠权,结婚3年,今年刚来铜仁市城区从事木匠工作,他说在农村找不到钱,仅仅只能维持生活,出远门打工又不放心家里,就选择来铜仁市找事做。他现在只希望努力多挣点钱,好把老婆、孩子接进城里,过城市生活。进城后:在压力和忧虑中生活来铜仁城区务工的农民工,主要以男性为主,最初主要是靠亲戚朋友介绍找工作,主要从事要分布在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居民服务业以及环卫等行业,但是工作都缺乏保障,收入不稳定。最初在城里刘福海一个月只能挣几百块钱,近几年,找到事做时,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现在他有3个小孩,老婆专门在家照顾小孩。刘福海说,他一般一个月只能找到20天的活做,有时一个月都没有事做。他简单的向笔者算了一笔账,每个月还贷款1000元,一个小孩读初中、一个读小学、一个还未读书,他们每个月要花700元,家庭生活400元,每月寄400元给父母,剩下的就所剩无几了,有时遇上工钱被拖欠生活就更困难了。如果有哪个月没事做,没了收入,心里就很着急,更是害怕生病,病不起啊!今年45岁的洪吉平,来自湖南省娄底市,独自来铜仁两年了,一直从事搬运工作,租住在一间简陋的房屋里,房租每月200元。成天走街串巷地找事做,一个月可挣3000元左右,他每个月都需要寄2500元回家,供家里生活及小孩读书。“累不怕,就是担心找不到事做,我们干这个太不稳定了。”洪吉平说,每天最担心的是找不到活做。未来:走或留是一个问题42岁的黄达,从铜仁市坝黄镇长坪村来铜仁城区13年了,他是一个水电工,在铜仁城里打拼了9年才买了房,好歹算在城里立足生活了,可对城里的生活还有很大的不适应。“城里人看我们这些做苦力的,穿得不好,干脏累的活,认为我们低人一等,对我们很排斥,孩子有时候也会受到歧视。而且我们工作很不稳定,城里生活费用太高了,压力很大。在城里我们没得亲戚朋友,总觉得少了点东西,还没有在农村老家过得轻松。”冉来福从松桃自治县寨英镇来铜仁务工5年,一直在建筑工地做泥工。“想在铜仁安家太难了,我天天干活一个月能挣3000块,不吃不喝还不能买一个平方米的房,自己47岁了还经常睡工棚。”冉来福有过回老家的想法,他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寄托在儿子身上。“再干几年,攒够了钱,回去做点小生意,供孩子好好学习,将来他要有文化,就可以在城里安家,干体面的工作。”冉来福希望儿子能真正成为城里人,不再做城市的过客。

正月十五刚过,火车站里背着行囊的农民工兄弟又多了起来,他们挥别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子女,再次踏上进城打工的征途。除了亲情和文化因素,一年一往返的“大迁徙”,多少也因为这些已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农民工难以在城里扎下根、安下家。他们看起来买张火车票就来了,每天也跟城里人一样挣钱养家,可他们离真正的城里人又有多远?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保护,推动农民工与市民一样平等享有子女教育、住房租购等基本权益。那么,目前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究竟如何?他们对城镇化又有哪些新的感受和期盼?本报记者走进70后、80后、90后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中间,倾听他们的呼声,并力求真实地反映给广大读者。

—— 编者

1

70后农民工刘广德

盼让人更踏实的社保

本报记者王有佳

时近中午,上海徐汇区桂林西街菜场里,刘广德的摊位前依然挤满了人。

刘广德来自四川,个头不高,快人快语,在这个菜场摆摊已近十年。“20来岁就来上海了,当时只有我和爱人。我们做过各种活,后来卖菜稳定下来了,一直就在这里。”刘广德一边招呼客人,一边指着正在旁边一张小方凳上做作业的女孩说:“喏,这不,我们把两个孩子也带到上海来了。儿子18岁,已经工作了,女儿刚上一年级。”

刘广德专卖高档时鲜蔬菜:荠菜、茄子、甜豆、春笋、有机花菜……一应俱全。每天凌晨3点,刘广德去批发市场进货,上午与妻子一起做生意。吃过午饭后回家休息,直到收摊前再来帮忙。

夫妇俩在菜场后面的小区租了套两室一厅,月租金2800元。“每月开销很大,我的摊位市口好,月租贵得很。最近菜价高,春节期间,草头、豆苗这些绿叶菜更是卖到十八九块一斤。价格贵了,生意难做啊!”刘广德说。

“城里什么都好,就是生活成本太高。现在身体好还没什么,等老了干不动了,是不敢留在城里的,还是要回老家去。”刘广德已经做好了打算:除非儿子、女儿能在上海扎下根,不然他就和爱人一起回乡养老,“别看我显老,实际我只有42岁,只要身体好,再干20年也没问题,那时候养老的钱应该也存够了吧。在农村,我们老两口花不了多少钱。”

“没想过留在上海吗?”记者问。

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刘广德其实很喜欢上海。他听得懂上海话,完全适应了城里的生活。“女儿会说上海话,她实际上是在上海长大的。孩子们在上海都有朋友,他们将来是不肯回老家的喽。”刘广德叹了口气,“我们老两口也想留在上海啊,毕竟和孩子们一起生活心里踏实。可是没办法啊,用农村的社会保障在城里生活,压力太大了,万一得个病,不是拖累儿女嘛!”

原来,刘广德夫妇参加了四川老家的新农合。新农合缴费低,但是保障水平也低,在城里生活还是“病不起”。2007年,刘广德在进货时,骑电动三轮车不小心摔了一跤,腿部骨折。休息三个多月,花了3万多元,回去只能报销4000多元。“老家的新农保,我压根儿就没有参加,保障太低没什么意思。听说到60岁以后才能拿到钱,而且一个月就几十块钱,别说在上海租房了,连吃饭都不够。”刘广德说,现在除去日常开销,一家人每月能存下五六千元,这些就是他们夫妇俩以后的养老钱。

刘广德并不知道,他也能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上保障水平更高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他也从不关心这个政策。“像我这种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单位那一份保费也得自己出,按我现在的收入怎么上得起?更何况手续肯定也很麻烦。”刘广德说,“我们菜市场没有一个上这种保险的。”

“真希望社会保障能让我们这些农民工心里更踏实。”刘广德对记者说,“这样我们就能安心地留在城里,待在子女身边养老了!”

2

80后农民工岑信宇

盼儿子能在身边读书

随着春节长假结束,人们纷纷从家乡回到城市。村又空了,城又满了。

快30岁的岑信宇拖家带口,也从老家广西百色回到了自己务工的广州番禺。“到了!”番禺市桥街巷里一间3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被分出里外两间,陈设着简陋的家具和电器。岑信宇帮爱人把行李拖进屋,把5岁儿子抱到床上。一家三口在这里住了一年了,可从没把这里当家。“在广州打工生活六七年,早就习惯了城市生活,农村是肯定回不去了。可进城又谈何容易?看起来买张火车票就来了,每天也跟大家一样挣钱养家,可我们离真正的城里人又有多远?”这个年轻的打工仔陷入沉默。

过去一年,是岑信宇一家生活发生重大转机的一年。“刚来的几年挺苦、挺难,我和他各打各的工,各住各的宿舍,生了孩子也只能丢在老家让父母带着,虽是一家人,过得却根本不像有家的样子。”妻子周美静说。后来,岑信宇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间装裱售卖油画的工艺品门店,收入渐渐多起来。“小本经营,一年搞个四五万,仅够糊口,还要靠老婆打工帮衬补贴。”岑信宇淡淡笑道。

去年,儿子够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夫妇俩迫不及待把他接进了城,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多少有了点家的样子。周美静说:“这两年,各级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境况越来越关心,政策也越来越好,现在我们收入比来的时候翻了一番,社保、医保等也都有了,我们留在城里追求好生活的信心越来越足。”

可在城里扎根,还有一些未解决的难处。最让他们忧心的是孩子上学的事儿。由于没有户口,他们的儿子只能进民办幼儿园,每月1000多元的学费,是家里最大头的日常开销。“花钱还在其次,我们夫妇俩只要努力工作,也还供得起,主要是办学质量不够高,就像电视上说的,儿子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城里的孩子。”周静美说,“幼儿园还可以将就,再过两年,儿子就上小学了。到时候没有户口,还是只能进民办,也不知道教学质量跟人家正规小学能不能差不多。听说可能以后可以异地高考,要真能落实就好了,要不然,儿子得在老家参加高考,各地考题不一样,中学就不敢让他在广州读了。到时候儿子又不能在我们身边,这家就又不像个家了。”

父母为孩子,总是想得多想得远。为了让儿子能在自己身边上学,岑信宇夫妇正在努力奋斗一个城市户口。他们满怀憧憬地说,现在很多地方都推行“积分入户”,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门槛还是太高,希望今后降低点门槛,他们夫妇俩自己也加倍努力,争取尽早融入广州。“我们跟本地人一样为城市的发展出力,希望给我们外来工的政策能更好一点,让孩子留在我们身边读书,享受到跟本地孩子一样的教育。”

3

90后农民工郭一鸣

盼早日住上保障房

吴秋余田博夫

“有时候挺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现在只能干这种城里人不愿干的活,想在城里安个家都这么难。”90后年轻小伙郭一鸣告诉笔者,自己2010年开始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一家宾馆做服务员,每天抢着干脏活累活,就是为了攒点钱尽快在城里安个家。

郭一鸣的老家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来哈尔滨打工已有5年,爱人小赵也是在哈尔滨认识的。两个人感情很好,但对进城打工的这对小夫妻来讲,住房成了生活中最现实的难题。

郭一鸣打工的宾馆是包吃包住的,单身宿舍就在宾馆楼下,很方便。但要想跟小赵住在一起,就只能自己花钱租房住了。“我们现在租了一个居民楼的地下室,30平方米被隔成两个房间,我们跟另一对夫妻合租,每月租金600元,每家出300元。屋里特别冷,而且没有厕所,每次都得去500米外的公厕,今年冬天哈尔滨的气温都到了零下30多度,特别容易着凉。”谈到住房,郭一鸣对妻子总觉得有一份亏欠。

“宾馆附近带卫生间的房子,一个月要800元。这个价位很难找到人合租。在哈尔滨市区,房租比较便宜的是松北区,租一套独立的一居室一年大约5000多元,可惜太远了,坐公交车需要1个多小时,宾馆服务员都是倒班制,赶上夜班的时候,根本没公交车回家。”郭一鸣说,“小赵在宾馆附近的理发店打工,每天晚上9点半下班,我要是上白班,她还可以等我到晚上10点一起回家,如果赶上我晚班,她就要自己回家了,住的地方太偏太远我也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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